转眼六年过去了。
我站在襄平城外的土坡上，望着远处炊烟袅袅的小城。这里没有广宗的繁华，没有蓟州的喧嚣，却让我找到了久违的安宁。
“二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发什么呆呢？豆子他们等着你商量事儿呢！“
我回头，看见王信正朝我挥手。他还是老样子，瘦高的个子，一双眼睛总是闪着狡黠的光。六年前在泥洼村分别后，我们竟在这襄平城外重逢，真是造化弄人。
“信哥，“我笑着走过去，“今天又有什么好事？“
“好事？“王信挤眉弄眼，“大耳朵发现了个好地方，说是能发笔小财。辽哥从城里带了消息，说是最近生意好做。你说这是不是好事？“
我们并肩往城里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就像六年前在泥洼村的那个傍晚。
“还记得大姨夫吗？“王信突然问。
我摇摇头，把那个名字压在了心底。这六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忘记过去。
“别想了，“王信拍拍我的肩膀，“活着就好。“
我现在的谋生手段是在城里的“悦来客栈“当伙计。掌柜的姓李，是个和气的中年人。他有个儿子叫李瑾，今年十岁，我闲暇时就陪他读书认字。
说来也巧，我能识字还要感谢大姨夫。当年在泥洼村，他总爱拿着一本破旧的《千字文》教我认字。虽然他自己也认不全，但那份心意我一直记得。
“二狗哥，“李瑾总爱缠着我讲故事，“今天讲什么？“
“讲个《山海经》里的故事吧，“我翻开书页，“讲精卫填海......“
客栈的工作并不轻松，但能识字让我在这群兄弟中显得特别。大耳朵总说：“二狗是咱们这群粗人里的秀才。“
我们走进城，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一处破旧的院落。这里是我们这群“外来户“的聚集地，也是我们在襄平城的家。院子里的房子年久失修，墙皮剥落，屋顶漏雨，但我们还是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
院子里已经热闹起来。大耳朵正在摆弄一张破旧的地图，他的左耳缺了一块，据说是当年在战场上被箭射掉的。但他总说这是他的“军功章“，还经常拿这个开玩笑。
“二狗来了！“大耳朵抬起头，“快来帮忙看看，这地图对不对。“
我走过去，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羊皮纸，上面画着些歪歪扭扭的线条。
“这是哪儿的地图？“我问。
“听说是去高句丽的路，“大耳朵神秘兮兮地说，“要是能找到这条路，咱们就能发笔小财。“
“得了吧，“王信插嘴道，“你也就是个路痴。“
大家都笑起来。大耳朵也不恼，只是嘿嘿笑着。
阿祥正在院子里摆弄他的“宝贝“——一个破旧的工具箱。他是个瘦小的中年人，总爱摆弄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据说他以前在南方做过工匠，后来战乱才逃到这里。
“二狗，“阿祥从工具箱里抬起头，“来看看这个。“
我走过去，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装置，像是几个木片拼在一起。
“这是什么？“我问。
“捕鼠器，“阿祥得意地说，“我自己设计的，比市面上卖的好用多了。“
我仔细看了看，确实很精巧。阿祥总是这样，能把最普通的东西变成宝贝。
“刘叔呢？“我问。
“在屋里，“王信说，“给二毛看病呢。“
我走进屋里。兽医刘君正在给二毛把脉，他的手法很轻柔，嘴里还不停地安慰着：“乖，马上就好了......“
“刘叔，“我轻声说，“大耳朵叫您去商量事儿。“
“好，好，“刘君头也不抬，“等我把这脉把完。“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位慈祥的老者。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手上的功夫却一点没退步。据说他年轻时在洛阳做过游医，后来因为战乱才流落至此。
“好了，“刘君直起腰，“走吧。“
我们回到院子时，大毛和二毛正在斗嘴。这对兄弟总是这样，一个说东，一个偏要往西。
“我说该往东走！“大毛嚷嚷着。
“放屁！“二毛不甘示弱，“地图上明明往西！“
“你懂什么？东边安全！“
“你才不懂！西边近！“
眼看两人要打起来，王信赶紧上前劝架：“行了行了，你们俩再吵，财路都要断了。“
大家都笑起来。大毛和二毛也笑了，互相捶了对方一拳。
辽哥从屋里搬出一张破旧的桌子，他是个本地人，身材魁梧，说话带着浓重的辽东口音。虽然我们都不富裕，但辽哥总能找到些赚钱的门路。
“来，都坐下，“辽哥拍拍桌子，“我有个好消息。“
我们围坐在院子里，听辽哥讲他的“好消息“。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但我们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
这就是我在襄平城的生活。虽然清贫，却很快乐。虽然远离故土，却有了新的家人。
夜深了，大家都回屋休息。我躺在炕上，听着外面的虫鸣，想起了六年前的那个夜晚。那时的我，也是这样躺在炕上，听着大姨夫讲故事。
“二狗，“王信突然说，“明天我们去城里吧。听说新来了个商人，要收购皮货。“
我沉默了一会，说：“好。“
我知道，这生意里一定会有风险，会有困难，会有意外。
但我更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些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生活，那些为了活下去而不断尝试的生活，那些在绝望中依然怀揣希望的生活。
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生，这才是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