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都是留给那些毫无准备的人的，机会的到来似乎就是命运对他们的捉弄。有准备的人往往都因得不到机会而陷入深深的苦恼和怀才不遇的惆怅。人世间的荒谬大多如此。当仁宗皇帝酝酿改革的时候，范仲淹和韩琦正在西北打仗。等西北战事平稳，大元们都纷纷还朝的时候，范仲淹根本就不想回汴京。范仲淹上呈朝廷，自己主张的是积极防御战略，实现这样的战略意图需要时间，只有在更长的时间纵深上才能看到积极防御战略的效果。范仲淹请求在西北长期驻守，为大宋朝看好西大门。
只有范仲淹自己知道，这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辞罢了。他对返回开封政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惧怕朝堂之上一张张被涂抹的脸和那一具具皮囊下叵测的心。这是他说不出口的。但无论这份呈表怎么说，范仲淹都被召回了朝廷。因为等待他的是一份硬骨头、苦差事，这样的职位选择面原本就不宽，他想溜是溜不掉的。
对于“庆历新政”改革，范仲淹和韩琦根本没有条件准备，但谏院的谏官们却在汴京紧锣密鼓的筹划着。时代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欧阳修、余靖、王素以及后来加入的蔡襄。阻止夏竦回汴京担任枢密使，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此之多的举报信纷至沓来，把很多传播路线隐秘的事情写的栩栩如生，这一定是有密谋、有筹划的集体行动。谏官们知道，夏竦是一个自我意志很强的人，个人私欲也很强，行事也很讲究手段，论心狠手辣是这帮学者型官员斗不过的。这样的人当上了枢密使，朝廷改革就要笼罩在一股阴沉沉的氛围之下。但枢密使如果是晏殊，情况就不一样了，这老头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对事情常保持默然，还经常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谏官们力阻夏竦任枢密使，显然都是为了范仲淹和韩琦成为枢密副使后不被钳制做的准备。力阻夏竦任枢密使的事件使得四谏官得到了很多有良知的官员的尊重与钦佩。
对于弹劾夏竦这件事，吕夷简睁只眼闭只眼。吕夷简和范仲淹不是一路人，对于范仲淹这样的文人他只是讨厌，但对于夏竦这样的人，他分明也是惧怕的。这样的暗黑高手靠得太近也免不得过招，他们自己也惧怕无底线的手段。这些手段君子自然是不会用，吕宰相对君子们也相对放心些。虽然君子的做派也让人感到不适，但还是比小人在身边更安全。事情的发展往往很有趣，小人往往都是小人扳倒的，因为非正义的人之间也无法团结。
吕夷简万万没想到，四谏官阻止夏竦后也没有放过他，将他也赶出了朝廷。自从吕夷简这次罢相，他就再也没有回到朝廷。吕夷简的罢相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显然吕夷简低估了正义的力量和这四谏官要为大宋改革创造条件的决心。
在阻止夏竦拜枢密使，罢权相吕夷简的事件上，谏院和御史台是配合默契的。谏院的长官称为知谏院，御史台的主官称为御史中丞。这时的知谏院是蔡襄，天圣八年（1030）的进士，精于书法，长于茶道。御史中丞是王拱辰，是天圣八年（1030）的状元。谏院和御史台的工作性质差不多，御史中丞、知谏院、翰林学士、三司使都是进入两府宰执班子的后备人选。
这四谏官决心一战到底，庆历三年（1043），他们又联合推荐范仲淹做参知政事，但范仲淹就是推辞不就。之后的两个月，四谏官又集体发力把时任参知政事的王举正赶出了朝廷。这下范仲淹不就也不行了。时过今日，再次回望“庆历新政”，四谏官真是应该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