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厂建设发生于20世纪60～70年代，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发生背景是亚洲南北两大国家交恶以及西方霸权主义大国在我国东南沿海发动攻势。三线厂建设的实施，是为了增强我国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以及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做出了极大贡献。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怀揣梦想的农村青年，通过招工的机会，踏入了遍布全国的三线厂，与厂二代并肩奋斗，投身于三线厂的建设浪潮中。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在偏远的山区和广袤的田野间，筑起了一个个工业的基石，成为那个时代最坚实的脊梁。
80年代末，厂三代在这些三线小厂中出生，他们的成长轨迹与工厂的脉搏同频共振。他们承载着父辈的希望与梦想，也经历了三线厂的变迁，一个时代的印记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的童年既非典型的城市生活，也非传统的乡村牧歌，而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属于三线小厂的独特成长经历，这是一个与“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紧密相连的时代。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有一群人，为了国家战略，远离家乡，奔赴偏远山区，用双手建立起一座座工厂。他们就出生在这样的厂部家庭中。他们被称为“三线厂子弟”，这个标签，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骄傲，也是他们的独特印记。
当这些三线厂子弟在厂部工作和生活时，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称呼。直至长大后，他们通过互联网才了解到“大三线”的含义。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大三线建设”是一项高度保密的战略布局，直到后来，随着档案的解密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他们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早已融入了“大三线”的历史长河，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
“大三线：最初是指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属大三线的范围。
小三线：则是指大三线战略后方地区。
这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畸形片面发展的不合理布局，积极开发内地和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同时也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为巩固国防需要而提出的伟大战略决策。”
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1964年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拉开帷幕，大量工厂、科研机构和军事设施从沿海地区向内陆迁移，直至1980年左右才逐步停下了迁移步伐。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迁徙中，除了生产各类工业产品，上万家工厂还孕育出了一种特殊的“产品”——三线厂子弟。他们如同时代的印记，被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数量难以计数，成为了那个特殊时期独特的存在。
在历史的长河中，“子弟”一词频繁出现，如“纨绔子弟”、“八旗子弟”、“富家子弟”、“官宦子弟”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些称谓都是基于家庭出身，为下一代贴上的标签。三线厂子弟不以出身论英雄，他们出生于三线厂家庭，以厂为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三线厂大多扎根于偏远的山区或乡镇，与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每一个厂，都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功能完备、设施齐全。从幼儿园到子弟学校，从医务室到小卖部，从职工宿舍到公共食堂，厂里几乎能满足所有生活需求，除了坟茔没有，厂里应有尽有。
厂部里，有他们的家，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医院，他们的游乐场。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几乎不需要走出厂区，就能满足所有的生活需求。在孩子们的眼中，厂区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出了厂区，就是另外一个的边界。
那个年代的物质生活虽然简单，但相比外面的世界，他们似乎拥有更多。厂部的食堂总有热腾腾的饭菜，逢年过节，厂里还会分发各种物资和粮票，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富足。厂部的食堂有拉肠、馒头、油条，厂区外时新的烤面包，这里也能第一时间尝到。又或者，在同一个片区里，打几次招呼就能认识丁奶奶，她包的饺子可香了。迷路了，路上遇到的五个人里总有一个是熟悉的面孔，打个招呼就能问到路。
在身份认同上，厂一代是开拓者，他们怀揣着共同的信念，从东北、上海、BJ，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投身于三线建设的伟大事业。他们的下一代，便是厂二代。这一代人跟随父母，跨越山河，从同一个起点来到偏远的三线建设工地。他们亲眼目睹了工厂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随后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度过平凡而安稳的大半生，甚至是余生。
厂三代，是那些在厂里的卫生院出生、在厂幼儿园成长、在厂子弟学校读书的一代人。他们中许多人目睹了老厂的辉煌，又亲历了它的兴衰，甚至有的见证了厂子从破产到最终全员离开的全过程。厂三代不仅包括厂二代的子女，也涵盖了一批并非厂二代后裔，但在那个时代一同成长起来的人。比如，一个厂三代的父亲可能是20世纪70年代从西部农村来到三线厂的，他们这些后来出生的孩子，就属于这一特殊的群体。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厂四代的身份认同感已大不相同。在自主择业的时代浪潮中，他们对工厂的依赖和情感纽带显著减弱。尽管仍有部分人对老厂怀有深厚的情感，但这种情怀也不再普遍，甚至可能被认为“缺乏进取心”。
因此，厂三代或许是“大三线”时代的最后见证者。如今，三线厂及其子弟已逐渐成为历史的名词，最终被记载在历史中，也许仅仅成为了一段尘封的注脚。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或许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厂X代”。他们是在厂部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见证了三线厂从辉煌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全过程。
他们的童年，在厂区的每一个角落肆意流淌，满是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他们可以尽情奔跑，穿梭在厂房与宿舍之间，毫无安全之虞，因为每一个路过的成年人都是他们的叔叔阿姨，这些大人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孩子。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而至，席卷全国，三线厂也开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些曾经让他们无比骄傲的工业产品，仿佛一夜之间变得不再重要，市场需求的转变让这些工厂措手不及。有的厂嗅觉灵敏，还可以试图早早转型，向民用领域拓展，但大多数三线厂由于缺乏市场经验，转型之路举步维艰，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最终被合并重组的厂部里，看着曾经热闹非凡的厂区宿舍逐渐变得冷清，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个个离去，厂部子弟们的心中难免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们的童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却无比安全的环境中度过的，但随着他们逐渐长大，他们开始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广阔，而他们的小厂，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小小角落。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渴望走出去，去探索外面的广阔天地，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深深眷恋着这片生他们、养他们的土地。
对于厂子弟，尤其是厂二代而言，老厂就是他们心中幸福的家园。
其一，是物质生活的有力保障。
听县里的亲戚说，加上互联网查到的消息，在60-70年代，买米、买油、买肉都要凭票证。即便在省城这样的大城市，为了买到一块不太新鲜的猪肉，人们常常需要凌晨起床，赶到国营供销社肉店排长队，即使卷成这样了还不一定能买到。酸菜、酱菜和咸鱼是家常必备，乡下的亲戚过来探亲，最好的手礼就是几大捆自家种的新鲜蔬菜。
然而，在大部分三线厂里，情况却截然不同。一大早，职工食堂里就飘出馒头、花卷、包子、油条和豆浆的香味，后来甚至还能吃到广式拉肠，东北饺子，那调和酱油的味道，至今仍是记忆中不可多得的美味。在三线国营大厂里，比如县城的钢铁厂，厂部为了照顾来自五湖四海的饮食习惯，特意从他们的老家请来本帮厨师。这些厨师不仅带来了家乡的味道，更让厂里的食堂充满了烟火气。不仅如此，厂里的小学和中学也设有自己的食堂，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餐食。
三线厂里的食堂，不仅有大饼油条配豆浆，还有新鲜出炉的烤面包。吃饱喝足后，父母骑车去厂里上班，厂子弟们步行10分钟就能抵达子弟学校。从厂部宿舍区这头走到那头，最长不过30分钟。所以在中学之前，厂部子弟们印象中步行超过10分钟的距离，就已经是“出远门”了。多年后，当他们在省城经历每天3小时的通勤时，回想起那段时光，才发现那段岁月竟是如此幸福，令人不禁感慨万千。
逢年过节，对于大多数县城和乡村的家庭来说，能得到三线厂亲戚的援助——一张张珍贵的粮票和肉票，就意味着能过上一个体面而温馨的春节。在这些家族中，若有一个人是三线厂的职工，那么他的家庭就有了坚实的依靠，这足以成为家族中津津乐道的话题，也让家里的长辈们在街头聚会时有了一番骄傲的谈资。
春节，对三线厂的职工而言，不仅是一个阖家团圆的节日，更是一份丰厚的福利。节前，工厂会集中采购大量的食材和年货，从新鲜的鱼肉、甜蜜的水果，到各式各样的糖果、瓜子和花生，都是时新的农产品。这些物资随后被逐一分发到每一位辛勤工作的职工手中。厂区里，密密麻麻的自行车穿梭而过，车铃声叮当作响。每辆车的后座和车把上都挂着满满一筐苹果，它们随着车流飞驰而过，宛如一条条流动的彩带，载着满满的希望和喜悦，流向家家户户。
这样的场景，不仅是对一年辛勤付出的奖赏，更是厂部子弟对家庭团聚与节日欢庆的殷切期待。那些从厂区呼啸而过的自行车，车筐里满载的不仅是丰富的食物，更是职工们对家人的深情与对美好生活未来的憧憬。在那个年代，三线厂绝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它更是一个充满温情与希望的大家庭，让每一位职工都能真切感受到节日的温暖与集体的关怀。
你可能也听说过那个在北方流传的故事：全厂职工把厂里发的一整块猪脸肉挂在阳台上风干，结果引得附近乡镇过来的小孩惊声尖叫，误以为是“怪物”，闹出了不少笑话。
第二，是全方位的保障体系。
进入三线厂，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稳定而全面的保障体系。户口和档案会迁入厂里，无论是户口本、身份证，还是人事关系、人才档案，厂里都一应俱全地负责管理。单身职工可以分到一间单身宿舍；结婚后，厂里会安排合适的住房；有了孩子，厂里的卫生医院会提供从怀孕到出生的全套检查服务。孩子出生后，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都有厂里统筹安排，医疗费用也由厂里承担。孩子长大后，即便成绩不佳，考不上高中，厂里的技校也随时敞开大门；技校考不上，还有大集体的岗位可供选择。每年厂里都有“自然减员”指标，只要不惹麻烦，厂子弟总能找到一份工作。
高考恢复后，对于那些未能通过统一招生考试的学生来说，大型工厂的委托培养名额宛如一盏明灯，为他们照亮了另一条出路。即便在最不理想的情况下，厂里的电大和夜大也始终向他们敞开大门。只要完成课程学习，毕业后厂里会负责安排就业。在那个时代，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除了参军之外，进入三线厂工作无疑是他们心目中的首选。
相比之下，农村里的同龄人在高考恢复后往往只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旦考上，可以获得工作分配，但这份工作可能只是附近的一家工厂。对于县城的孩子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因为他们既没有土地可耕种，又无法像农村孩子那样“退而求其次”，只能依赖父母四处奔波，通过拉关系、说情、送礼等手段，尽力在县城的街道单位谋求一份工作。
然而，厂子弟们不需要为这些烦恼。只要三线厂还在运营，他们便总能在厂里找到一席之地。这种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孕育了三线厂子弟天生的自信，其程度甚至可与城市干部家庭的孩子相媲美。在过去，三线小厂或许不一定有如此待遇，但三线大厂是有的。生活在三线大厂周围的居民，都以能进入大厂工作为荣耀。哪怕自己无法成为其中一员，能与厂职工结为儿女亲家，也是父母在亲友面前引以为傲的谈资。
当时代的帷幕渐渐拉开，如今他们已然明白，当时厂部子弟所享有的那份自成一体、惬意自在的小日子，不过是时代偶然的馈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三线厂的压力仅在于能否按时完成上级单位交代的生产任务。只要生产任务如期完成，哪怕产品积压在仓库里无人问津，工资照涨、福利照提。所有的财务资金都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销售和拨款，厂里的经济命脉从未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因此，三线厂职工的压力，仅在于是否需要三班倒，上班时是否会遭受日晒雨淋，因为在完成生产任务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周末是厂里最热闹的时刻，工会俱乐部会播放最新的电影，战争片、警匪片、江湖片……这些影片最受厂子弟们的追捧。工作日里，还有各种文艺晚会，小学生也能穿上漂亮的服装上台表演，工人体育场里更是篮球赛打得热火朝天。引进闭路电视后，厂部宿舍区的电视机可以播放最热门的TVB节目，还是24小时不间断。
三线厂子弟，就是在这样轻松惬意的氛围中长大，无忧无虑，尽情享受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快乐与满足。
相对现在的孩子，他们还拥有一样现代孩子难以想象的生活体验，那就是纯粹的自由。
从5岁开始，厂部子弟的脖子上就可以挂着一把家里的钥匙，独自出门去玩。唯一的约束是天黑前要回家吃饭，以及不能离开厂宿舍区，不能深入周围的山野里。不过，如果真要在别人家吃饭，聪明的孩子会跑回家说一声。不远，邻居家往往只隔了两排房子。
山里是不能去的，因为那里可能有野猪和狼，一旦被咬，就逃不掉了；或者有山沟，掉下去就找不到了。
孩子们都很期待拿到家门钥匙的那一刻。仿佛从拿到钥匙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可以在厂区里自由自在地撒野：去草丛里抓虫子，去厂车间捡废铜废铁去换钱，约几个同学去不同年级的同学家里看书玩耍，甚至独自步行到厂区找家长，只为了体验一下独立的感觉。
他们可以约上伙伴们一头扎进茶叶地里，玩捉迷藏，直到迷失方向，最后差点找不到回家的路；也可以爬到高高的苦楝树上，摘下树枝上的果子，隔空互相投掷，一玩就是一个悠长的下午。试想一下，爬上紫荆花树，躺在枝杈上啃着花芽，走的时候，半棵树的花摘得精光，但第二天，又是一树繁花盛开。那是怎样一种无拘无束、肆意生长的童年啊！现在的孩子，恐怕很难再拥有这样的自由时光了。
在厂区，路边的每一个成年人，哪怕不认识我，也一定认识我的家人，或者认识我家的亲戚，或者是我家人的老乡，或者就是我小伙伴的爸爸，甚至可能就是我家的亲戚。对厂部子弟来说，厂区是一个可以放心走动的地方。然而，当我后来步入县城的中学，亲戚提醒我说，所在的学校常有斗殴事件。但在校期间，我从未受到过他人的欺负，这或许与我储物箱上的“TNT”字样有关。记得有一次，有同学悄悄问我，储物箱上的“TNT”是否与我家人的工作单位有关。
中学的时候，听大厂的同学说，他们一万人的大厂，同一届的厂子弟，就有100多个，从幼儿园开始玩在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寒暑假在一起，简直就是儿童乐园。三线厂虽然没有那么多人，但同一个级至少也有三五十人，所以我们厂子弟学校，一个级只有30多人，小学前，我一起认为所有学校都是一个年级一个班，每班30多人。去了外面学校后，才知道一个级7个班，每班50人，这些都是正常情况。
时间来到80年代后期，三线厂周边农村中开始出现“万元户”，厂子弟开始纷纷外流，于是美梦醒来的一天到了。在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将孩子送回原厂成为工人仍然是厂子弟的首选，这在现在看来或许显得有些滑稽，但在当时却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只有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在迷茫中隐约感觉到时代的变迁，然而凭借我们的见识和经验，还远不足以做出应对巨变的决定，否则，那些当时的原始股早已被我们悉数收入囊中。
那个时代，厂部职工的思想停留在“老老实实当工人，勤勤恳恳涨工资”的阶段。在这种上一辈思想的引导下，厂子弟大多都是老实本分，上一代人对饥饿的畏惧、对贫穷的担忧、对脱离组织的恐惧，常常烙印在了他们的思想中，厂二代对大厂的态度是既感恩又害怕失去，这决定了他们对下一辈价值观的教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动则不动”。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时代真的变了，计划经济变了，市场经过来了，当年的三线厂只要完成国家订单就能拿奖金，但是，80年代开始，哪怕是上万人的大厂，也要自负盈亏了，市场经济一变，市场活力来了，市场动起来了，很多三线厂原来重要的是生产部，现在成了销售部，没有订单生产的再多都是废的，在市场经济中，厂的一切部门向销售部看齐。
市场要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上个月只要是电视机就好卖，这个月开始黑白的滞销了，彩色的才是主流。一切变的太快了。有的三线厂，造了几十年的防空雷达、劳保手套、高射炮，完全在市场上无用武之地。只能拍脑袋上，造雷达的改行去做电饭煲，造高射炮的改行造汽车，还有造核工业零件的改行做冷柜，我们厂还好，直接改民用了，又碰上了正是全省大修大造道路的时候，多缓了十几年。
但是很多厂，用的还是三线建设初期的管理理念，一把手负责制，厂长只知不计成本排除万难，不了解控制成本、客户管理、流量经济的理念，全厂不懂管理，也没有人在人才市场上找人才，市场营销、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商业分析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结果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了，但是没有利润，企业经营后继乏力，从前厂配套的卫生医院、锅炉房、车队、子弟学校，统统养不起了；或者开始可以挺个三五年，但是企业经营没有跟上市场变化，产品在市场上淘汰了，但厂里仍在加班加点生产，直到滞销了，资金压住了回不了款，出现了高库存低现金流的流动性风险，缺少产品周期迭代的理念。
没几年，大约集中在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三线厂，要么只能重组，要么破产清算，从这时候开始，三线厂子弟的好日子结束了。厂职工的子弟要进厂工作变得比从前难了，生产部和办公室人员合并了，一个有开始要做从前两个人甚至是三个人的活了，快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开始买断工龄，卫生医院被划分给当地政府，子弟学校被划给当地教育局，除了招收厂子弟入学，附近农村的学生比例多起来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影响却是一生，很多人没有在变化前做出应对。
对于工厂子弟而言，变化最初是在学校名称上的转变，从“XX厂子弟学校”变更为“XX镇（县）第X学校”。随之而来的是同学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般亲近，过去家长们彼此熟悉，孩子们之间的小摩擦不会演变成大问题。无论是拖欠作业还是小打小闹，老师通常会先让孩子在教室外罚站，体罚并不在考虑之列。工厂职工的家长们普遍重视教育，与学校紧密合作，家长和老师之间关系融洽，对于老师的教育方法家长们普遍认同。如果孩子行为不端，老师只需通知家长，孩子回家后自然会受到家长的“特别教育”，因此管理上并无太大难题。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外来学生的增加，他们有的内向，有的害羞，一旦言语过重，可能就没有机会去弥补。如果真的伤害了彼此的感情，那伤害就是实实在在的。过去那种打闹之后依然能做朋友的情景已不复存在，曾经的“不打不相识”已成为小说中的情节。现在的家长和老师之间缺乏联系，一旦有不满，他们可能会直接向教育局投诉。而在厂子弟学校时期，如果学生行为有问题，老师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家长，孩子回家后面对的就不只是老师了。如今，课堂上的纪律问题让老师不敢严厉批评，不敢严格管理。
到了2000年左右，那些能够通过破产安置的工厂都已经完成了安置，厂区的宿舍区也随之划归到了镇上的生活管理区，只剩下一些退休的老工人还留在这里安享晚年。原本的宿舍区，一旦有外来者入住，便会引来众人好奇的目光，仿佛他们是外来的入侵者，等着他们融入到厂区中。现在，随着厂宿舍区成了镇上的生活区，那些退休老职工反倒成了罕见的存在，只会慢慢减少。
我们这一代工厂子弟，从血统上看，或许算不上正统的厂三代，但实际上我们确是厂三代。从户籍来看，当我们对外介绍我们是城里人，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人，当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人，我们会说我们生活的地方不是农村。在身份认同上，我们被标记为三线厂子弟，既不属于本地人，也不属于外地人。尽管我们已经离开了厂部，但当谈到故乡时，我们总会异口同声地提到三线厂的地名，如果定义出生地为一个人的故乡，那么三线厂应该是我们的故乡。然而，在那些出生三线厂外的人眼中，我们并不在那里人，所以我们是“不是农村的城里人”，或者称呼我们“工厂Z世代”似乎更加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