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项项新法的出台，令王安石眉头紧锁的是领军人才的缺乏。新法的涉及面越来越广，新的问题不断暴露，问题需要处理，矛盾需要化解，这一切都建立在有顶梁柱般的人才支撑上。而王安石识别人才却是短板，他不喝酒、不参加宴请，也几乎没什么朋友，更难打听到什么小道消息，如果不是遇到放到布口袋就往下漏的那种奇才，很难进入他的视野。
随着“均输法”的成功，帝国开始用盈利的资金投入到“农田水利法”的建设和“青苗法”的籴本，水利灌溉解决了，农民的粮食获得好收成，就可以还上青苗利息，新法就顺利的运行起来了。神宗皇帝对“均输法”的领导者薛向赞不绝口。
一天，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说：“在条例司里，薛向称得上是极具战略眼光的顶级人才。”
王安石也是非常欣赏薛向的，说道：“薛向干局绝人，尤善商财，计算无遗策，是难得的人才。”
神宗皇帝笑着说：“薛向心孤气傲，对你却敬重有加，大老远去看你还给你带了紫团山人参。”
王安石说：“师正一直担心我的哮喘病……”
神宗皇帝一看王安石紧张起来，赶忙说：“王公你放松，是薛向闲聊时告诉我的。可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薛向的？”
王安石缓缓的回忆说：“薛向为鄜州知州时，发生了洪涝灾害，大水浸漫了鄜州城，淹没了大量房屋，溺死了很多人。戍边的鄜州籍士兵要求归家探视，没得到批准，结果这些士兵就逃回了家。那些家人被淹死了的士兵聚集起来图谋做盗匪，当地百姓大为恐慌。薛向开导那些士兵说：‘冒犯法令以赴急难，是人之常情，而不让你们回家探望亲人，这是将领不懂得变通的错误。现在赦免你们擅自逃跑之罪，快回去掩埋被溺死的亲人吧。’那些想做盗匪的士兵都感动哭了，并感谢薛向赦免了他们。鄜州全境才安定下来。”
神宗皇帝说：“朕刚登基时，他曾上表要求对西夏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朝廷许久没有这样的声音了。”
王安石说：“任命薛向为东南六路发运使，全权负责‘均输法’，肩负的责任巨大。薛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漕运的船只年久失修，多遭毁坏。撑船的篙工乘机盗取货物，并把船沉入水中以毁灭证据，对官府则说是船朽坏太厉害而被风浪打沉了。薛向即招募商船与官船分别载运，使他们互相监督。官船有定数，但多被人私自租赁出去。薛向将这些船只统统收回，并对这些官员进行调查。‘均输法’调配时，因地段有好坏之分，利益有轻重之别，薛向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制定了一套使大家都能获得同等利益的标准，并用部分漕运物资进行奖励。迅速扭转了东南六路的货品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的混乱局面。”
神宗皇帝听后大为赞赏：“‘均输法’的成功，薛向个人功不可没。”
“均输法”不仅是王安石改革的第一项新法，其成败影响重大，其效果影响其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新法总是需要这样超一流人才的智慧才能施行好，说明新法在制度上不够稳健，这让王安石深深忧虑。“均输法”涉及区域有限，派薛向这样的能臣全权负责，其效果就好。“青苗法”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州县，而每一个知州、知县的才能良莠不齐，其执行效果也就千差万别。
“均输法”和“青苗法”越是成功，改革派们面临的阻力就越大。“均输法”是政府把垄断大商人的利益收为国有，并起到调节物价的作用。“青苗法”是把高利贷地主的利益收为国有，保障底层农民的利益。但这些垄断大商人、高利贷地主和帝国官僚的高层、皇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帝国这些势力的支持，他们是得不到这些商品的货源和信息的，以及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反变法派中有不少是这类势力的代表，但也有一部分人，他们并非直接参与其中，而是认识到这是一股强大的势力不容撼动。如果变法派也不退让，势必会爆发激烈的冲突，地动山摇。
反变法派开始猛烈的攻击薛向。苏轼公然说：“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苏轼自然明白平抑物价怎么会是民始忧呢？他说的商贾也并非一般商贾，而是垄断大商人，他们是不能继续搞垄断了，恰恰是帝国的皇族、高级官僚始忧矣。
范纯仁更是恶毒的攻击：“薛向奸诈，必更胜于陕西。”
司马光也说：“王安石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夺商贾之利。”
他们无一例外的用人民的名义攻击薛向，指责他剥夺垄断大商人以及他们背后势力的利益。其实他们从来都听不见百姓的声音，因为百姓的声音甚小，根本传不出那寻常巷陌、贫寒之家。百姓的语言也过于朴实，无法一鸣惊人，永远也传不进汴京城。总是那些声音大的、语言华美的哗众取宠，是他们动辄就“代表”人民。
反对派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右正言李常言：“‘青苗法’的施行比韩琦说的还要糟糕，使得百姓以为钱好得，没想到还钱时的困难。甚至有些官员百般欺骗民众，让百姓虚认借贷百贯，而还二分利息。三代以下，就没有见过这样的恶法，赶紧废除才好。”
作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的李常说出这样的话，让王安石十分寒心。
王安石愤怒的说：“是哪个州，哪个县出了这样的问题？”李常自然是哑口无言。
宰相曾公亮和陈升之赶紧辩解说：“言官可以风闻言事，何须证据？”
王安石说：“殊不知如查无实据，乃欺君之罪？”
神宗皇帝说：“‘青苗法’是中书下诏，今人言纷纷如此，因执政议论不一故也。”
陈升之说：“臣本不欲如此，今已书奏，更不敢言。”
这位陈相公在没当上宰相之前积极支持新法，代表枢密院高官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当上了宰相后，又看到反对新法的声音甚嚣尘上，他就变了。
神宗皇帝也有些生气的说：“若以为不可，当及时反映，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仍论议不一？且此法有何不便？”
曾公亮说：“陛下不需问其不便，陈升之乃元创法之人，李常亦同议论，今尚皆以为言，则其不便可知。”曾公亮无意间点破了这些人变脸如翻书。
王安石说：“台谏如此污蔑，陈升之自然不敢坚持。臣愚，诚不见其不便，不敢妄同流俗。”
陈升之说：“臣在政府，日夕纷纷校计财利，臣实耻之。”
王安石说：“理财用者，乃所谓政事，真宰相之职也，何可以为耻？作为大臣畏流俗，不敢为人主守法者，臣亦耻之。”
这李常原本与王安石交好，看到王安石深得神宗皇帝信任，就积极支持新法。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改右正言、知谏院。王安石在家闹情绪期间，他去神宗皇帝那里说：“王安石贤能，国不可一日无公。如果是我的异论有过失，把我贬走就行了。”然后李常又找人把这话带给王安石卖人情。还是这个李常，不顾事实，强令李定不许把“青苗法”在南方施行效果好的消息带到开封。随着反对新法的声音越来越大，李常从支持新法一步步走向不支持新法，最后污蔑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