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锦是中国四川生产彩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汉至三国时蜀郡（今四川成都一带）所产特色锦的通称。以经向彩条和彩条添花为特色。蜀锦历史悠久，秦汉末年已有大量生产，早期以多重经丝起花（经锦）为主。朱启钤《丝绣笔记》：“盖春秋末时蜀未通中国，郑、卫、齐、鲁无不产锦。”又云：“自蜀通中原而织事西渐，魏晋以来蜀锦勃兴……”西汉时，蜀锦品种、花色甚多，用途很广，行销全国。汉代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体现了蜀锦的历史，也体现了蜀锦的地位。而在2012年对成都老官山汉墓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中，在2号的墓葬北底箱出土了4部蜀锦提花织机模型，据悉，出土的四部织机模型，应当是前所未见的蜀锦提花机模型，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有出土单位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模型，对中国纺织史、科技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纺织手工业的最高水平，甚至对世界纺织史都有很重要的影响。蜀锦以其独特的织造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闻名，是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织锦。其图案繁复，质地坚韧丰满，配色典雅，常见的品种包括雨丝锦、方方锦、铺地锦、散花锦、浣花锦、民族锦、彩晕锦等。蜀锦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需要经过初稿设计、选丝、织造等多个步骤。其图案多以几何图案和对称纹样为主，色调鲜艳，对比性强。蜀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还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现代，蜀锦仍然被视为一种高附加值的时尚奢侈品，成为成都文化艺术和时尚经济的一张名片。蜀锦的图案设计丰富多样，常见的有云鹤纹、熊猫框画等，这些设计不仅展示了蜀锦的艺术价值，也使其成为送礼和家居摆件的热门选择。蜀锦的制作工艺复杂，需要经过多道工序，从选丝到织造，每一步都体现了其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手工。
云日格在刘从戎的陪同下，饶有兴趣地参观完了丝绸坊后，见已经到了午时，刘从戎就在附近的镇子上找了家装修不错很是干净的酒馆，自掏腰包请宝日格吃饭。因为下午还要继续走访参观，所以刘从戎只是在午饭时请云日格喝带有皖南浓郁特色的桂花甜米酒。刘从戎直接在这家海关内包了一大一小两桌，赵五、王六和他的卫队长等人在大桌，他和朱家则和云日格在小桌。大小桌所上的菜品都是一样的，全部是皖南冬季的特色菜，只是份量不一样。云日格对皖南地区的冬笋和鳜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挺喜欢吃从长江中早上捞取上来青虾。酒足饭饱后稍事休息，刘从戎便带着云日格去参观十里地外另一个村镇内吕幼兰家所开的陶瓷坊。这个陶瓷坊也挺据规模，而他们到达时正好赶上开窑。汉代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砂质灰陶较少，也有一些红陶和黑、灰皮陶。工艺吸取了原始瓷器器表着釉的经验，创烧了以铜为呈色剂的低温铅釉陶器。常见的日用陶器有瓿、釜、碗、杯、钵、瓮、罐、壶、缸等。纹饰多绳纹、弦纹和划纹。随葬的陶明器，其中除一部分实用器，绝大多数器形仿制商周青铜器和漆器。常见有灶、鼎、釜、瓶、豆、钵、罐、敦、盒、壶、钟、盆、瓮、坛、困、仓等。陶器组合，西汉早期墓内多鼎、敦（盒）、纺、壶；中期多鼎、敦（盒）、壶、仓、灶、瓮、盆、碗等；晚期有鼎、敦、壶、仓、灶、罐和陶井、熏炉、釜、瓿、灯、盘等。东汉早期墓随葬明器减少，或有鼎无敦，或有敦无鼎，增加了盒、案、耳杯、勺等。东汉中期墓鼎和敦已不见，而家畜、家禽等陶俑增多。东汉晚期墓内陶困罕见，而乐舞、百戏、楼阁、仓房、磨房、臼房、猪圈增多。汉代日用陶器和随葬明器的品种和形制趋于相同，但不同地区地方特点仍有保留。而在当时更多见的，则是陶瓷器。用泥土为坯胎、经入窑烧制的器物。主要是各种饮食器、贮藏器等容器，也包括其他生活用具，以及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冥器。因年代和地区的差异，器物的种类形态、制法、纹饰及烧成温度等都有所不同。大体上可分灰陶、硬陶、釉陶和青瓷 4大类。两汉前后延续了近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在两汉期间中国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同时也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最终过渡。
从中国陶瓷发展史来说，两汉时期正值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时期，至两晋时，原始瓷已基本遭淘汰而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西周至汉早期制瓷业并无飞跃发展，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王公贵族风行使用精细的金银器或青铜制品，而一般劳苦大众则多用竹木器或陶器。到了汉代瓷业有很大的发展，当时东南一带窑场密布，陶车拉胚成型替代了泥条盘筑法，使瓷胚制做更加精细。釉料也有了大的改进，釉层明显加厚，光泽强，玻化好，胎釉结合紧密。经对浙江出土汉代瓷器标本的科学测试分析表明，当时瓷器胎体致密，透光性强，已呈完全烧结状态，显气孔及吸水率较原始瓷明显下降，抗弯曲强度已达710千克每平方厘米，接近或相当于现代瓷器的标准。现藏于浙江省上虞县文管所的一件东汉越窑青釉四系罐，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平底，胎质灰白细腻，釉色青绿泽润，胎釉结合致密，已完全看不到任何原始青瓷的特征了。汉代陶塑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风行的美学思潮有关。汉代思想家认为“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求美、占有美。这种美学思潮，不仅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占有和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热切渴望、坚毅信心和强大力量，而且使得包括陶塑在内的整个汉代艺术都注目于广阔的现实世界。因而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为汉代艺术家所关注、所表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汉代美学家蔑视“雕纤之文”，推崇一种博大崇高之美，用汉代思想家淮南王刘安的话讲就是“画者，谨毛而失貌”。只有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作粗轮廓勾划，才能体现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审美评价。这就是包括陶塑在内的汉代艺术，处处呈现出一种雄浑豪放气势的根本原因之一。